车斗铉 | 韩美日安全合作：动力、局限及路径

作者：车斗铉，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

摘编：车斗铉，“韩美日安全合作展望:动力、局限及理想路径”，韩国世宗研究所编《形势与政策》，2022年6月号，总351号，原文见左下角“阅读原文”。

翻译：金永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2022年5月21日，韩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达成共识，将韩美同盟发展为“全面战略同盟”，其中包括“为应对朝鲜的所谓挑战(responding to the DPRK's challenges)、为守护共同安全和繁荣、支持共同价值、强化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韩美日三国合作的重要性”等。比起之前“处理朝鲜问题(for addressing the DPRK)”的表述，此次联合声明关于韩美日三国合作更强调了来自朝鲜的挑战因素。拜登访韩后为出席四国安全对话（QUAD）峰会而进行了访日，两天后发表的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联合声明也强调了韩美日三国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

01

韩美日安全合作成为韩美及美日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

美国强调韩美日合作，首先是因为最近朝鲜核武器及导弹威力的高度进展。自2020年以来，朝鲜各种导弹试射频率大幅提高。仅仅在2022年2月期间，朝鲜已经进行了相当于2021年全年的导弹试射，并于3月24日发射洲际导弹“火星炮-17型”。最近，好多媒体都报道，朝鲜有迹象进行新的核试验的可能性。

韩国、日本和美国都认为，可能成为朝鲜核和导弹的潜在受害者。因此，对三国来讲，强调韩美日三国间的共同应对态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应该关注的是，美国的核心目标是应对朝核的所谓“军事威胁”，美日联合声明中包含的“包括安全团结(including security ties)”这一句子，就意味着美日两国今后在更广阔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美国希望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在中美战略竞争和乌克兰冲突引发的“民主主义(democracy)”与“权威主义(autocracy)”竞争中不断扩大。

02

韩美日安全合作及其好处

进入2000年后，美国一直强调亚太地区盟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并努力通过这一合作来加强美国同盟网络之间的全球性相互联系。美国之所以倾向于将同盟国和友邦国家融为一体的多边合作，是因为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团结可以达成以下三个目的：

（1）结合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数双边关系，实现迅速的政策决定和有条不紊的战略应对；

（2）通过成员国之间的结合，发挥超越单纯双边关系的综合协同效果；

（3）合作的结果，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 。

美国坚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仍然是美国同盟网络核心轴的原因也在于此。二战以后，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尝试了类似与北约（NATO）的集体安全体制，例如中东地区的CENTO(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东南亚地区的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等都是这种产物。但除了欧洲地区之外，美国的这些努力大部分以失败告终，原因是缺乏共同的威胁认识、多边合作习惯、缺乏基督教文化、价值等，等等。韩国、美国、日本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在管控、应对朝鲜问题方面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对华牵制和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方面也都很重要。考虑到这一点，2000年代以后，比起北约等大范围的多边合作，美国更致力于通过三方或四方的小多边合作，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印太地区友邦、盟国之间的联盟。QUAD和AUKUS都可以说是这种实验的一种形态。

韩国和日本是以1953年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和1960年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美国东北亚地区核心同盟国。从美国立场来看，韩美同盟、美日同盟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而将韩美日合为一体更有效率。因为，在东北亚和印太地区，不仅要处理平时紧张和矛盾的关系，而且要考虑到非常时期的情况，比起各自拥有双边同盟，如果将两个同盟关系连结在一起，美国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战略选择和运用。

更何况，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规模、对世界经济贡献等方面也名列前茅，在半导体、AI等将成为未来增长动力中心的核心科学技术方面也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同时，韩国和日本符合于美国倡导的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价值。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学者一直强调韩美日合作也是出于同样原因。韩美日三国合作曾有过比较顺利、有效启动的时期，1999年成立的“韩美日政策协调监督集团”(Trilateral Coordination Oversight Group, TCOG)被评价为三国合作的成功事例之一。在六方会谈启动之前，最初为共同应对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而创立的该高层协议体为韩国、美国、日本的无核化相关政策的协调做出了不少贡献。

另外，通过TCOG经验的积累，三国合作也以三国部长级会议、联合军演、军事情报共享等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TCOG表明，韩美日三国带着明确目标意识行动时，不仅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政策调整效果，而且有利于共同应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其它问题。然而，韩美日安全合作也同时存在现实的局限性。

图源：互联网

03

韩美日安全合作的薄弱环节——韩日关系

第一，韩美日三国合作的主要障碍是韩日关系的恶化。韩日关系在2000年代后经历了历史认识问题、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问题的争议、两国国民之间厌恶感及排斥感等周期性的恶化，等等。尽管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合作成功举办，但韩日关系的进展始终存在局限性。这种结构至今并没有什么变化。2019年，在峨山政策研究院的“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 调查中，以满分10分为标准，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仅为为3.32，比对中国的得分3.64还要低。相反，韩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度则为5.84，与日本的得分相差甚远。2021年，全国经济人联合（韩国最大的经济团体）调查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调查对象为韩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分别为16.7%和20.2%，非好感度远远高于好感度。2019年，日本将韩国从“白名单”中排除、韩国抵制日货运动、推迟废除《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等，两国围绕过去的历史问题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韩日两国对彼此的感情很难说是积极的。这些再次引发韩国国内政治的“消耗现象”，韩日共同改善关系成为不受欢迎的政策选项。

第二，韩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对美日韩三国合作来说非常迫切的。目前，韩国和日本似乎都对彼此需要什么、对对方的生存和繁荣有什么价值等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认识。也就是说，对于韩国和日本，韩日关系只是为了与美国合作的一种促进剂或日常的议题而已。如果没有美国的因素，双方并不存在对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性共识。相反，围绕美国、谁才是美国更有价值的合作者，这种竞争心理是十分明显的。

韩美首脑会谈和美日首脑会谈几乎在同一时期举行，就美国对对方使用了什么样的表述、韩国和日本中先访问了哪个国家等问题，两国媒体接连不断地进行牵强附会的报道。韩日两国都对双边关系发展并没有根本的诚意。因此，即使面临矛盾议题，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促使问题的解决。2019年发生的代表性的事例说明，即使美国在其中仲裁，效果也不太令人满意。当时，韩日矛盾全面爆发，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仲裁持消极态度。反而，韩国政府围绕延长《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问题，似乎要将美国牵连到韩日矛盾之中。拜登政府虽然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对韩日矛盾袖手旁观，但对韩日之间积极斡旋的作用表现出比较谨慎的态度。从这一点来看，为了韩美日三国的合作，韩日应该首先从自身出发，找出消除彼此矛盾的动力。

第三，其他周边国家的不满也是制约韩美日合作的重要因素。传统上，中国认为韩美日三国合作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华包围圈”，一直持否定态度。围绕2017年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国一直强烈要求韩国不能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参加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MD）、排除韩美日三角安全合作等所谓的“三不”。因此，基于中国的这种反应，韩美日三国军事合作应该考虑到，如果超越了修辞性的宣言层面而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中国就会采取某些应对行动。

04

为韩美日三国合作的建议

第一，从目标明确的部分合作走向全面合作

为了今后进一步发展韩美日三国合作机制，有必要启动目标明确的部分合作体制，寻找合作的复原点。TCOG的经验表明，朝鲜无核化目标意识非常明确，所以谁也很难对此提出异议。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的中美相互牵制心理比现在低很多，美日韩三国也很容易找到共同目标点。因此，如果三国在现阶段开始合作,那么在应对朝鲜的信息共享、共同监视、情报态势的构建、政策合作等领域最为合适。为此，值得议论重启TCOG的必要性。在以此为基础的安全合作中，比起以美国议题为中心扩大合作，韩国和日本共同提出需求也是值得考虑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领域里,韩日在确认自身威慑能力方面存在局限性的前提下，提高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可信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通过韩日达成共识，共同发掘延伸威慑的具体手段并推进向美国共同合作的方案，这将有助于韩日合作。如果到了超越安全领域议题、强化全面合作的阶段，就应该考虑将韩美日三方首脑会谈和高官会谈制度化、宣布三国共同合作蓝图等问题。

第二，应大力发展共同应对的手段

韩美日合作应从应对朝核问题发展到更广泛的安全合作、全面合作的阶段，同时可能会出现一些牵制或阻碍。对美日两国来讲，认为阻止韩美日三国合作发展中的最薄弱环节是韩国，并可能向韩国集中攻略。因此，为应对三国合作可能出现的一些牵制和阻碍，发展韩美日共同应对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从韩国立场来看，从三国合作初期阶段开始，韩国应该制定好能够发展自身、双边（韩美、韩日）以及三方共同应对手段的自己的方案。

第三，出路在于韩日关系的发展

在中美战略竞争国际格局重组过程中,韩国和日本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那就是作为个别行为者的存在。虽然，韩国和日本本身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力、经济力以及军事力量，但单独采取应对战略就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牺牲和费用。从这一点看，韩国和日本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有必要超越形式上的合作。除了努力解决双边矛盾之外，应该考虑并实施旨在恢复和加强韩日关系的更加积极而大胆的措施。为此，首先需要通过分析韩日安全当前面临的共同威胁，判断两国在印太及东北亚的战略构图中需要共同克服的潜在危险。如果政府方面对这些工作感到负担,可以考虑接受政府支援的两国研究机关层面的共同研究。更进一步，有必要共同推进韩日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共同愿景、利益和志向的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纠正可能助长两国间厌恶或不信任的信息和报道的偏向性，媒体和舆论主导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应该活跃起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注重发展能够中立地接近或解释价值的新一代之间的交流。为纠纷和合作并存，加强民间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在“COVID-19”以后的日常恢复阶段里，韩日两国应该积极努力接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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